相比母亲，父亲的身世就可怜得多了。父亲出生在湖北的农村，从小父母就离开人世成了孤儿。父亲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也练就了他刚毅果敢能吃苦的性格。
那一天，国民党的军队路过父亲住的小村庄，父亲在路上和他们迎面遇上。那支队伍的长官看中父亲的聪明机灵，人又高大俊朗，又是孤儿，不需要征得家里大人的同意。于是不由分说就带上父亲，让父亲跟随他出去闯世界。父亲无牵无挂，对军队生活十分向往，也乐得如此，于是他跟着那位长官来到母亲居住的城市西安。
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侵华日军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以闪电般的速度攻城略地。随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战爆发了。当时的国军与日军力量对比悬殊，和日军的战斗异常艰苦。虽然父亲没念过多少书，但是人很聪明又能吃苦，打起仗来不要命，受到长官的赏识，很快得到提拔，没过一年就从一个小兵升为军官。
就在这时，父亲认识了也在军营里当军官的小舅舅，小舅舅是我母亲的二哥。他们两人彼此都很欣赏对方，惺惺相惜，经常在一起相谈甚欢，很快成为最要好的铁哥们儿。
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军牛岛、川岸师团兵临山西风陵渡。而此前，杨虎城因“西安事变”被迫出国，临行前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西北军交给结拜兄弟孙蔚如，并一再告诫：一定要牢记“兵谏”之初衷。“卢沟桥事变”后，孙蔚如向蒋介石请战，并向国民政府和陕西民众盟誓：余将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舍身家性命以拒日寇，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但闻黄河水长啸，不求马革裹尸还……
蒋介石批准了孙蔚如的请战要求，将孙蔚如为军长的***扩编为1军团，由孙蔚如任总司令，下辖***和96军。部队开进中条山，日军在中条山受到打击，惧怕中国军队的中条山防线断其后路，不敢轻易举兵渡过黄河。结果日军将领牛岛、川岸遭到上司痛斥，之后日军向中国军队发动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也就是在这时，发生了“六六战役”中的八百壮士投身黄河。当时参加战斗的96军177师被日军包围，在陈硕儒师长的指挥下杀出黄河滩，但是有两支队伍没能跟上，他们是新兵团和工兵营，这两支队伍分别被困在了黄河岸边的许八坡和马家崖。
新兵团有一千多人，都是些十七岁左右的娃娃新兵。小战士们在黄河滩上与日军舍命拼杀，在牺牲了二百多名弟兄后，八百多人弹尽粮绝，被逼上河岸边一百八十多米高的悬崖。八百多名年轻的中国士兵站在高高的悬崖上，身后是奔腾咆哮、一泻千里的黄河，面前是密密麻麻、张牙舞爪的鬼子，放眼望去，东西南北山峦叠嶂，云雾飘渺处则是他们的故乡。一位被敌人的战刀砍断了一条胳膊的战士双膝落地，向着西北方向，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然后站起来，一头扑进黄河。八百多名小战士学着断臂壮士的样子，齐刷刷跪在悬崖上，向着家乡跪拜后，一起跳进奔腾的黄河水里。
八百壮士集体投河的这一幕，曾被山里的村民看见。后来，据一位村民讲，他至今还记得最后一名士兵跳河的情景。那是一位旗手，他的双手紧紧攥着他的部队的军旗。军旗已经被枪弹撕裂，他仍然双手高擎着。他在跳河前吼唱秦腔，是《金沙滩》中杨继业的两句：
两狼山，战胡儿啊！天摇地动！
好男儿，为国家，何惧死！
三天后，孙蔚如总司令在黄河滩召开公祭大会。将士一律臂挽黑纱，孙司令面对黄河，眼含热泪，攥拳起誓：此仇不报，我孙某自当引颈自戮，以谢国人！
孙蔚如总司令就是当年看中父亲并把父亲从湖北带到西安的那位国军长官，父亲和舅舅就是跟随着这样一支由关中汉子热血男儿组成的队伍，在当时与日军在中条山进行浴血奋战。他们隶属于***，父亲和舅舅各自率领自己的士兵英勇奋战。在随后的战斗中，国军与日军展开生死搏斗。虽然国军武器装备比日军要低劣得多，但是他们一直顽强地守住阵地。日军倾十余万兵力，苦战三年，竟未能越过中条山一步。这在抗战初期实属罕见，由于西北军牢牢地钳制住了日军的进攻势头，陕西和整个大西北才得以保全。父亲和舅舅在战斗中多次互相救过对方的性命，也在战斗中结下生死与共的兄弟之情。
部队休整期间，舅舅回家探亲。因为父亲从小就是孤儿，家乡又被日军占领，所以没有地方去，于是舅舅就拉着父亲一起回了家。当时舅舅已经成家，并没有和外婆、母亲住在一起。听说打仗的哥哥回家，母亲就拉着舅舅去听她和票友们唱戏，说是要慰问抗日英雄。舅舅笑着答应了，还顺便邀请父亲同去，父亲也就是在这一天认识了母亲。
那年母亲刚过二十岁生日，正在大学里读书。在学校里接受了很多爱国宣传，对抗日的将士们非常敬佩。那天母亲唱的是秦腔传统名剧《白蛇传》，母亲扮演白娘子，那美目流转、巧笑顾盼间的扮相，那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歌喉，一直是父亲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当时父亲虽然心里非常喜欢母亲，但是觉得自己的身世和母亲相差太远，根本不可能高攀，所以并没有表现出喜欢的意思。相反母亲倒是对眼前这个高大俊朗的青年军官一见钟情，从此她总是有意无意向舅舅打听父亲。一来二去舅舅就明白了母亲的心意，出于对妹妹的宠爱和对父亲的兄弟之情，舅舅从中撮合，父亲和母亲很快结了婚。
父亲和母亲婚后一直非常恩爱，几十年来从没有吵过架，即使在母亲跟随父亲回到湖北乡下生活最困苦的时候。日本投降后，本以为可以喘口气的老百姓，又不得不被卷入国共内战。父亲对打内战十分反感，几次甚至想退伍，想和母亲在家过自己的幸福小日子。但当时父亲在西安的部队里已经是中上层的军官，手下带了很多兄弟，想退伍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况且还要有收入养活老婆孩子一家人，父亲并不想靠母亲的娘家接济过日子。
转眼已经是一九四八年的秋天，眼看国民党政权不保，就要撤往台湾。按照父亲在部队里的级别，是可以带家属跟随国民党军队到台湾的。父亲的内心十分矛盾，处在去留两难的关键时刻。
当时家里已经有了大姐和二姐两个孩子，二姐才几个月抱在怀里，大姐也才三岁，父亲想带全家去台湾。母亲却坚决反对，她认为到台湾生死未卜，如果台湾也被占领，他们又该去哪儿呢。再者说故土难离，不如回父亲的家乡湖北，和西安的娘家离的也不远，彼此也好有个照应。天真的母亲却不知道当时的她做了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定，不然也不至于被生活压迫得那么早就离我们而去，而我的命运也随着这个决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