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前又出现了爷爷那双长腿。
爷爷晃动那双长腿，晃动那双和双腿一样细长的胳膊穿行在故乡的麦地里，是一副落寞而又孤单的形象。我能记起的已是他成为老人时的样子。一个瘦削的老人穿过间种着蚕豆和小麦的土地，带着正在开放的蚕豆花香，穿过故乡的山水、房舍、家族墓地，一次又一次，像是在徒然寻找一种久已丢失的东西。这一切都构成一种完整深刻的美感。
而爷爷这样不知疲倦地行走，唯一目的，似乎就是要顽固地独立于这种美感之外，把自己从一个世界中完完全全剥离开来。
这个身材颀长、神情严峻、胡须拔得干干净净的老头的形象毫无疑问就是一个不知归宿何处，孤独、乖戾的人生过客的形象。
这个故乡是我的故乡。行政上属于四川，习俗及心理属于西藏。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藏族聚居的山间村落，这个村落就是我的故乡。
但不是爷爷的故乡。
爷爷是汉族人。
我是这个汉族爷爷的藏族孙子。
父亲给我取的藏族名字是：多吉。那以前，爷爷的脾气据说还没变得古怪。家里人对他的过去并不了解，都以为他生性柔弱，喜好沉默，甚至沉默到了给孙儿取名这样重大的事情也不发表意见。只是到了我开始牙牙学语，话一天比一天增多的时候，爷爷的话也就一天天多起来。
“就像是，”奶奶在很多年后对爷爷说，“你跟多吉重新出生了一次一样，话多了，脾气也大变了。”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长大，他们已经更老了，不是一般的老，而是老到已经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这时，爷爷的眼睛已经混浊到不像眼睛的地步了。
奶奶却越来越像一个小孩，甚至她的声音中也还会有一点稚气的味道。
这时，盛夏已经来到。无论是在这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我在怎样稠密的人流中拥挤，我的眼前都会豁然开朗：故土的景色遽然展开。环山的森林、河谷，被巨大的核桃树阴所遮蔽的村庄。走进村子，是一座坚固的石头案子，粗糙的石墙上绘制了牛头和万能三宝的巨大图案，家人们坐在正午的院子中间，享受阳光和茶，牛虻和野蜂在茂盛花草中嗡嗡歌唱。一个杂种家庭以一种非常纯种的方式在时间尽头聚集在一起。这其中没有我，祖孙四代中就缺我一个，但我比置身其中的人更清晰地看到整个场景。奶奶这个当年的美人的脸只剩下皮肤包裹着骨头，额头像乌木一样闪闪发亮。而身材瘦长的爷爷仿佛已经日渐缩小，尖刻的脑袋从一堆皱褶深重的羊毛织物中伸出，青稞酒散发的酸味和酸牛奶散发的甜味给平静生活中的人们带来幸福的感觉。黄色的金黄花在木栅圈出的院子里盛开，使这个家庭不幸福的我已经远离。所以，奶奶想起了我，然后说：“多吉一走，你的脾气又变好了。”
爷爷的眼睛已经混浊到不能发出一点光芒，表示他不会关注什么了，但他还是动了动稀疏到几乎没有的眉毛。
奶奶又说：“多吉十年没来看我们了。”
“呃！”爷爷打了个嗝儿。
“你说什么？”
“呃呃！”
“你在说什么？”
爷爷说：“亚伟吗？你是说亚伟吗？我死了他就会回来。”
死，爷爷确实这样说了。
“爷爷确实说他死了我才回来？”我问父亲。父亲说是这样子的。父亲瞧着我，说：“是用我们的话说的。”这意思是爷爷这时用家乡一带的方言来讲这件事情，而不像当年要固执地用自己也已相当生疏的汉语来说的。父亲的口气是一个胜利者的口吻。他说，到死时，爷爷的藏话讲得比汉话还好。
父亲走了上千里路，到我教书的学院来看我。在全部藏式风格布置的客厅里，他坐在我的对面，向我宣布爷爷去世的消息，宣布一个地区、一个强大习俗对于一个孤单挣扎的个人的胜利。眼泪在我眼中弥散。父亲代表一种真正的东西端坐在我装饰浮华的房子里——因为浮华，这种藏式风格已不是真正的藏式风格了——他身上散发着我过去生活的那一段时光，故乡那一片土地的全部味道。也就在这一刻，故乡的景观遽然在眼前展开。而父亲站起身来，背着双手在屋子里踱步，这个乡下人嘴角显出了讥讽的微笑。他用骨节粗大的手指叩击挂在墙上的牛头，那些举止神态甚至和爷爷一模一样，叫我心中一股暖流左冲右突。父亲踱到我面前，看看悬在墙上的巨大的牦牛头骨，又翻翻矮几上的一本藏文史料，问：“你以为你是藏族，是吗？”
“我是。”
“你真的想是？”
这样咄咄逼人的不是我那个老实忠厚的父亲，爷爷倒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可是他说爷爷死前那么多年却已经那么乐天知命了。父亲提问已经学会直抵要害，我这一生，在一个一定要弄明白你属于一个什么民族的国度和文化里，只能属于一个民族。虽然我有两种血统，虽然我两种都是，两种都想是，却只能非此即彼，只选其一。
所以，我回答父亲：“想是又不想是。”
出乎意料的是，父亲点点头，脸上显出做父亲的人应有的祥和神色，坐了下来，他用命令的口吻说：“你这个假藏人，给我喝酒。”
“你这个假汉人，给你酒。”父亲仰脖子喝下一大口酒。
我眼中又有泪水荡漾。我说：“阿爸，你肯在我这里住一段时间？”
父亲认真地看看我，看我是真心挽留，才说：“要是你肯回家一趟。”
“我肯的。”我说，“我要去看看爷爷的坟。”
我和父亲在学院外面夏天的大街上行走，相对这个城市来说，学院里都是些遥远的地方有着种种古怪风俗与奇特行为的少数民族，是不开化的人。不开化的人到学院就是为了开化，所以，民族学院的人除非是在特别的节日，或是舞台上，或是电视新闻里，不然不会穿上本族的服装。在我们这帮教师中，甚至还保留了一些在这个城市已经过时的服装，老家有人来时好换掉他们的传统服装。情况就是这样，我也找出了这样的衣服。
父亲问：“为什么？”
我说：“这里太热，你的衣服又长又厚。”我没有说的是，他尽管穿着出客的衣服，但依然散发着另一块土地上人们食用的陈年油脂以及牛栏和马匹的味道，甚至日常使用的香料味道来到这里，他显得过于浓烈和沉闷了。所有这些，都会叫人显得怪异而且孤僻。
尽管父亲不像我，一辈子他都要做一个随和的、和故乡那块土地融洽无比的人，而且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现在，我看到他脸上浮现出以前爷爷脸上的那种神态：自尊、固执、讥讽。他说：“我不换，你要是怕我这样扫你面子，我马上就走。”
我陪父亲上街。
他说：“你不要陪我。”
我说：“要陪。”
他又露出爷爷那种受了委屈但仍然满不在乎的笑声：“哼哼。”然后，就大步走到前面去了。街上一如既往，很闷热的天气，很稠密的人流。父亲有爷爷的高个头，但粗壮的身胚确实是一个藏族人，而不是给他生命的那个汉人的了。我说过爷爷身子相当瘦削，在异乡的土地上有一种孤独的美感。现在，父亲也是一样，他摇晃着肥胖的身子，厚实的紫红色氆氇沉重地下垂，行走在衣着轻薄鲜艳而且香气扑鼻的人流中间。稠密的人流在他面前自动分开，就像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头野兽来到了人群中间。我不知道是因为炎热的天气还穿着这么多的衣服，还是陌生的人*叠错杂的脸上露出惊诧、惶惑、厌恶的神情的缘故，总之，汗水从父亲脸上流下来了。最初汗水只是从他厚实的头发间发源，像山间泉水一样，晶莹闪烁，顺着黝黑面庞淅沥而下。我要他走慢一点，他看我的眼光中满含怨恨：“我怎么会跑到你们的地方来了？”
我说：“都是中国，没有你们的地方和我们的地方。”
父亲停下来，大口呼吸着潮湿闷热的空气：“这个没有风的地方。”
“有的，只是现在没有。”
“那你叫风吹起来呀！”
像这样不讲理的人应该交给拳头来教训，但我知道我不能够。
“你不能吗？”父亲脸上又浮现出爷爷那种自以为是的骄傲神态。我想说，这种样子并不能叫你不受伤害。他说：“你叫风吹啊，你叫这些人不要躲开啊。”我无话可说。我在冷饮摊上买来两瓶酸奶。吸完奶，父亲脸上的汗水就消失了。退瓶时，那个女人把我的瓶子收了，而不收父亲的瓶子。她猩红的嘴唇间确实吐出了那个字：“脏。”我说：“那我补你钱。”
“五毛。”她说。
我掏了一张大钞递过去，我还在笑。但我的笑脸上肯定有什么特别的神情把她给吓住了。转身时，父亲已经不在了。我出了一身大汗，才在一座天桥上把他找到。这里已经接近郊区，楼群消失了，低矮的红砖房间现出一块块碧绿的田地，父亲从这里眺望着山。我告诉父亲从这里看不到故乡的群山，一是方向不对，二是距离太远。
他说他要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我们就趴在栏杆上隔着蒸腾的暑气眺望那远山一抹隐约的影子。
父亲却又哼哼地笑起来，他说：“难怪你叫我穿你那些衣服。”
“回去吧，阿爸。”
“呸！我要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你的地方，你的地方！那当年爷爷也跟你现在是一样的，他在那里多少年？死了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地方。”
“谁请他去的？”父亲脸上露出胜利者的表情。
“又有哪个请你来的。”
父亲做出要冲下大桥、奔向那抹远山的样子。
我大声说：“想想你父亲，我爷爷。”
他果然就转过身来了，他看着我。我想我们都从彼此的脸上看到另一张脸，这张脸已经不再被这个世界的光芒所辉映。
他的嘴唇动了动，我的嘴唇也动了一动。我们这才又一次痛切地感到，我们连他的名字都不曾知道。所以，我们动动嘴唇，却叫不出他的名字。
在城市的另一头，楼群的犬牙之间，现出了一摊蛋黄似的夕阳。太阳落下的那一头，才是家乡的方向。这一刻，我才真正感到：爷爷已经死了。
我看到爷爷走动，那一片田野在黄昏的街景上渐渐浮现出来。
让自己看到自己。
我是一九五〇年出生的。出生时我的名字叫多吉，这是一个常见的藏族男孩或是男人的名字。那时，我还没有汉名，我也不知道爷爷是谁。那时，我是婴儿，被包裹在一大堆羊毛织物中间。而一个时代，一个和过去迥异的时代到来了，在我茫然无知吮吸手指的时候。过去有过好多时代，都和我故乡那一片沉静的土地擦肩而过，现在，它降临到了这片土地。我出生的这一年，川西藏区解放。在隔村子十多里的刷经寺，成师成团的解放军在那里聚集，只有一座喇嘛寺的地方变成了一座帐篷城。草原上战事频繁，村子里男人赶着牦牛给共产党的红色军队运送给养和弹药。一次，通司译错了后勤部首长的指令，支前队本该往东却往西。走了一天一夜，爷爷才对领头的人说，他们走错了方向。领队的人知道爷爷是汉人，这才没有把三门迫击炮和几百发炮弹送给敌方，也保住了村里的多个男人的性命。回到基地，爷爷得到好大一张奖状，据说后勤部长问他通司是不是有意译错。爷爷伸伸长脖子，咽了口口水，没有说话。部长又问他真像人家说的那样是一个汉人。爷爷眨眨眼，没有答话。部长宽宏大量，大手一挥，要是是汉人，我招了你这个老兵，不问你以前的事情。爷爷又伸长脖子，咽下又一口口水。隔着铺着军毯的炮弹箱，部长探过脸，说，不要害怕，你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怎么会到这个地方。好多年后，我还在村里听到这个故事，部长给爷爷一支烟，准确地说是一张黄灿灿的烟叶，爷爷把半张卷好，但部长划燃火柴点燃自己的烟就吹熄了。爷爷就直接把烟叶塞进口中咀嚼，末了，把一大口黑色汁水吐在地上，就出了部长的帐篷。
第二天，他就从支前队回家。
他走了三天才回到家里。这不长不短的路程肯定给了他足够的时间回味自己不为人知的前半生的所有经历。这个我们无从知道，他对自己的经历矢口不谈。据说，部长还对他说，把问题说出来，你就跟我们一起，就又是汉族人了。爷爷却对命运的呼唤转过脸，把一口浓浓的烟草汁水吐在地上。
那些事情都发生在我出生那年。村里人都说：那个人是我们的人了。“那个人”就是我爷爷，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有一天，他像是从天上落下来一样在村子的小广场上突然出现。风吹动他单薄的衣衫。风推着他走到小广场中央那棵最老的核桃树下，他干脆就在树阴下躺下了。以后，他和奶奶生下父亲，父亲和母亲又生下我，他都没有再离开过这个村子。穿着当地人的衣服，说着当地人的语言，吃着一样的粮食。只有奶奶说过：“还是你爷爷最初出现时最为漂亮。”那是怎么个漂亮法呢？是奶奶从未见过的汉人衣衫使然吗？我在一只箱底见过一件对襟上缝着盘纽的破烂府绸单衣。爷爷当初就是穿着这件衣服来到村里的吗？就是这件衣服或是他顺风行走的飘浮姿势赢得了奶奶的欢心吗？反正这之后有了父亲和他的姊妹，然后有了我，这也是一段足够长的时间了。村里的人容许这个异族人在这里生存，娶妻生子，但到了一九五〇年，他们才说：“那个人是我们的人了。”
“那个人”忧郁，而且沉静。起初人们以为他是个哑巴。两年之后，他突然开口，用的就是村子里人们通用的藏族乡音，但他还不是真正的村里人。人们总以为这样神秘出现的人会神秘地离开。奶奶在好些年头里不准爷爷靠近小广场中央那棵老核桃树。她第一眼看见他就在那里，这个当时村中的美女害怕爷爷一靠近那里就会突然消失。高原上的烈日落在爷爷身上，而庞大深厚的树阴就在近旁。爷爷那时喜欢树阴，因此能够保持修长的手指和清瘦的面庞，比村里的女人们还要白皙一点。
面庞黝黑光滑的奶奶抓住爷爷，露出了一口细小的白牙：“我爱你。”
爷爷只想奔到阴凉地里，奶奶就把饱满的胸脯靠在爷爷的手臂上：“你会从那里跑掉的。”
爷爷说：“好吧，”他那双忧郁的眼睛中邪火已经蹿上来了，“那就回屋去吧。”
“不，我们到麦地里去。”
风吹动碧绿的麦地，银光闪闪的麦浪，一波一波，由东到西，从河边向山脚拍击。
我问过奶奶：“你也不晓得爷爷的名字？”
“不晓得。”奶奶盯着翻滚的麦浪出神。夏天，我们的村子就成了一座海上的孤岛，被汹涌的麦浪所包围。我和奶奶站在岛子的边缘，望着碧波粼粼的大海，“那时我就叫他格巴，他就答应。”格巴是汉人的意思。奶奶把身子的重心倚在银木拐杖上，身子微微颤抖。
到我五岁那年，情况有了一些变化。
那天，似乎是我记忆开始，或者说我有了个人历史的开端。奶奶把一桶酸奶提到院子里的苹果树下。奔向那桶酸奶时，我从门前光滑的石阶上滑倒了，一头跌进一丛香气浓郁的金盏花丛里。爬起来时，我的脸上沾上了一些条状的黄色花瓣，奶奶笑了起来。那时，爷爷是个老人了，奶奶还显得年轻。奶奶说：“多吉，去叫你爷爷。”她的声音像空气中的花味一样甜蜜。爷爷腰挎一把弯刀，在麦地边修补栅栏。爷爷一边吹柳条，一边在说话。或者说，他口里正在发出一种声音，声音断断续续，这是我不明白意义的一种声音。这种陌生古怪的语言弄得爷爷满脸通红，他那样子就像病人呕吐一样：“呃——×——呃——××——呃，呃呃——×××——”他要让那种声音从喉咙深处挣出来，到后来，他连腰都深深地弯下去了。他自己往自己脑袋上揍了一拳。他一拳就把自己打倒在地上了。他紧闭的双眼中渗出了泪水。睁开眼睛时，他看见了我。
我问他怎么自己打自己。
爷爷说：“你说你没有看到爷爷自己打自己。”他后来还告诉我说那时他就很爱我了。他说我说了是多吉自己打了自己。
那句话我不记得了。
我还记得的是我们回到院子里的情景。奶奶把覆盖在酸奶上的大黄叶子揭开，用木勺给我们盛上满碗酸奶。在周围，是蜜蜂和牛虻在飞舞，在嗡嗡歌唱。这嗡嗡声使我最初的记忆出现了空白，或者说是使我的记忆有一段模糊一片。只记得后来爷爷握住奶奶的手，奶奶的肩胛奇怪地耸起。奶奶的哭声嘤嘤的，比蜜蜂和牛虻的声音要细长，明亮。
我说：“爷爷打奶奶。”
奶奶抱过我去，把她的泪水弄了我一脸：“多吉，多吉，你乖，你聪明，你爷爷太爱我了。我老了他才说他爱我！”
大概是从这时起，奶奶不再怕爷爷走到小广场上那株核桃树阴凉下面去了。
过一年，草原上的仗已经打完了，隔我们村十多里的刷经寺已经变成了一个新镇子。原先只有一座寺院的草原上建起了军分区，陆军医院，民族贸易公司，民族干部速成学校，政府机构，旅馆，食堂和汽车站，电影院，隔镇子三五里地还有一所劳改农场。支前的男人们有的留在镇上做事，有的回到了村里。他们带回来一些新奇的故事。他们津津有味反复讲说。比如骑兵的马也有好多要遵守的规矩，不得违反，严重的还要枪毙，枪毙马还要其他马看，诸如此类。爷爷明显地做出嫌人们少见多怪的样子，这样就惹得人不高兴。不高兴的人就会说：“哈！奇怪的红汉人！”并把重音放在汉人两个字上。
爷爷仰脸看天：“哈！见怪不怪的红藏人！”他把重音放在那个红字上面。
“你晓得你变得奇怪了吗？”
“哈！我奇怪了？你们见了那么大世面还会觉得我是个奇怪的人吗？”
就是这样，那个日新月异的镇子就这样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爷爷领着我离开聚集的人群。他是紧攥着我细小的手臂把我拖走的，一直走到村边的磨坊跟前。这个季节，没人磨面，小路上长满了茸茸的细草。引水木槽中的水冲在挡水板上，晶莹透亮，像扇子一样溅开。水放出光芒，照亮了爷爷的脸。要是他笑，肯定十分好看。可他绷着脸，水光就在他脸上化成一张青幽幽的东西，有点怕人。爷爷那时还叫我的藏名：“多吉，你不想跟我来吧？”
我摇我的小脑袋。
他的声音变得甜蜜了：“那你就是想跟着爷爷了。”
我点头。
“你看水，多漂亮。”
我就说：“水。漂亮。”
去过刷经寺镇的人回来说，政府就要派人来到村子里建一所学校，而且是汉文学校了。爷爷兴奋得不能自禁，说：“真的吗？真的吗？”他搓着手指很好的手说：“那真是太好了。”这是确实的消息，村里已经在替未来的学校寻找地方了，最后定在村里那座不知什么年代筑起的几十公尺高的古碉里。在故乡，山脊、河谷、村寨四处都耸立着这种八扇六角直入云端的碉堡。碉堡四周除了几个窄小的枪眼，就什么都没有了。碉堡像一根巍峨的石柱，谁也不知道这种东西是何时何人所建。现在，人们也不用它打仗了，高高的碉楼就成了野鸽和红嘴鸦的巢穴。碉堡里每一层楼板早就垮掉了，村里人每年要进碉楼收一次肥力很足的鸟粪。现在，男人们在原来铺楼板的地方铺上楼板再加一层天花板。这样就在原来有十好几层的古碉的二楼上有了一间教室。起初，上到二楼的楼梯是一根木头上砍出几茬斜口做成的。村里都用这种楼梯。爷爷说：“学校的楼梯不是这样。”人家有些不满，说那你来做一架给我们看看。
“我不会做，”爷爷忍不住撇撇嘴角，“我会画个样子，你会做吗？”他挑衅似的把脸转向手艺最好的木匠。
木匠嘎托垂下了眼皮，信心不足地说：“你画出来了我看。”
“笔！”爷爷大咧咧地说。
爷爷跪在地上，伸手就在一块刨光的白木板上画起来。看来他是要画一条直线，但却画成了一条波浪。人们哄笑起来。爷爷仍然固执地画着，耳朵和后颈窝红彤彤的。结果，乱画一气，画了个什么连他自己恐怕也认不出来。木匠嘎托说：“我手艺不好，这种曲里拐弯的东西我可做不出来。”
谁也料不到爷爷就势一头撞在了木匠的肚子上面。木匠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不知是因为痛苦还是愤怒，木匠的脸色变得那么难看。爷爷呆了。父亲恨恨地一眼又一眼盯爷爷，同时也握紧拳头做好了替爷爷打架的准备。
而爷爷偏偏拧着头对父亲喊：“你恨我干啥！安！儿子可以恨老子？”
爷爷确实太可笑了。不要说别人，就是躺在地上的木匠也大笑起来。
我哇一声，哭了。
爷爷身子像风中的枯草一样颤抖，“好，好，”他莫名其妙地在原地转着圈子，“你们晓得我是外乡人，好，好。”男人们可受不了这种话。他们谁也不会想到欺负一个孤立无助的人，他们只是在笑一个有点自以为是的自负的老头罢了。他们立即不笑了，他们就此记住，这个老头不是因为脾气而古怪，而是因为是个异乡异族人而显得古怪。
爷爷突然感到了寂静，令人尴尬的寂静。他把那件人们以前也曾十分敏感后来又渐渐淡忘的事情挂起来了，只有我的哭声在高高的碉楼下飘荡。阳光不时把高处绕着碉楼飞翔的鸽群的影子投在脚前的地上。
“×！”爷爷用一个谁也不明白意义的音节对我一声断喝。这是他第一次当着人使用汉语。他的脸涨红到和常到村边来戏耍的猴子的屁股一样。爷爷和这些猴子有比较亲密的关系。爷爷宣称不出三天就要画出楼梯的样子，就从人群中逃开了。我远远地跟在他的后面。
那个时候也正是现在我所任教的这所民族学院建立的时候。围墙一修，就把好几座已被打倒、被剥夺的有钱人的公馆围了起来。现在，我就住在这样一个公馆的小楼的狭小房间里。每天上楼，木板楼梯都嘎嘎作响，牵动整个楼面轻轻晃动。我的父亲说：“我上去了，你再上来。”父亲高大肥胖，他爬上楼来，说：“你爷爷当年就是依这种楼梯画的样子？”回到这幽暗的地方，父亲在街上的火气也消失了，他说：“咳，他以前肯定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他还说爷爷难怪要跑到故乡那地阔天远的地方。父亲从他的见识，他的逻辑出发，用怜悯的眼光盯住我：“命啊，他逃开了，你又回来。”
和我亲爱的古怪的爷爷生活过那么些年，我还会对什么奇怪含混的思维感到奇怪呢？院墙外面正在建一座立交桥，打桩机夯砸的声音让这座小楼摇晃。我不向父亲解释爷爷来到我们村子的年代这种楼梯遍布有汉人的每一个地方，也不解释以前居住在这种楼房的人不是只有这么一间，而是整整一幢。我只要让父亲怜悯我，只要他因此而心里好过。我这个年纪，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已不需要父母之爱了。再说，我从来就把爷爷当成父亲，不仅是精神上，而且觉得血缘上也是一样。
爷爷，爷爷！我喊着奔向他。他回过身来看我一眼，嘴角虽然紧闭，但隐含着笑意。爷爷又转身晃荡着手臂往前走了。他经常是这样，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没有什么的手不背起来，不抄在胸前，也不插进衣裳里一个什么地方，就总是显得无所适从，叫人看了心里难受。
小时候，我问过好多人，老师，父亲，村里的其他人：“手不要一个地方吗？”这个问题跟“小兔子不要一个妈妈吗”这样的问题是一样的。可人们茫然不解：“什么？手，还要一个地方？”“手不是长在肩上吗？”“手不是你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吗？”
只有奶奶，她把额头顶住我的额头：“啊啊，孩子，你爷爷叫你小脑袋长了多少东西啊。”
奶奶用抚摸过罂粟花的手堵住我一只耳朵，然后把干枯的嘴唇凑到另一只耳朵眼儿。老太太使劲吸气。耳膜痛得我尖叫一声。奶奶说：“啊啊，好了，那些怪念头吃到我肚子里去了。”
奶奶在阳光下脱去皮袍两只宽大的袖子，整个上身就*着了。她的*不是干瘪瘪地垂到肚脐那里，而是缩小到几乎没有了。
晚上，一家人在一起议论上学的事情。以前认字的人都是和尚和喇嘛。村里男人出家都是到那个新建镇子的寺院去，舅舅就在那里做一个无关紧要的和尚。父亲是老实人。老实人就把那句人人都想说的话说了出来：“为什么要教孩子们学习汉文，不学藏文？”
父亲望着爷爷。爷爷咕了一口痰。父亲还是那样憨厚地望着。
“藏文？”爷爷说，“学了藏文能做什么？”
“学了汉文又能做什么？”
爷爷被问住了。他也许想自己就学过的，又能做些什么。但他觉得那些齐刷刷投向他的询问目光具有挑衅性质，这肯定对他的尊严和一种伟大语言的尊严提出了挑战。于是，他一梗脖子：“当上等人！”
一家人都悄悄地笑了。父亲还在嘟哝：“上等人？学藏文当喇嘛不一样能当上等人？”
爷爷说：“要上汉文学校了。”他摸摸我的头：“该给他取个名字了。”
“多吉不是有名字吗？”
“那是名字吗，姓都没有，能叫名字吗？”看到爷爷额头上青筋绽起，父亲就不再言语了。爷爷得寸进尺：“我要给他取个汉名，有名有姓！”边说边看家里每一个人，而每个人都避开他的目光。于是，他就把身子转向我，他手放在我的头顶，就像活佛为人加持时一样。他慈祥的目光顷刻间就变得十分严厉了：“听着，我要叫你的新名字了，你上学的名字。”之后，爷爷挺胸收腹，严厉而又亲切地叫道：“亚伟。”
我一下回不过神来。
“亚伟！”
爷爷又叫了一声。我这才意识到这就是我的新名字了。对不懂汉语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语言的耳朵，这两个低沉抑制的音节是多么的空洞而又古怪啊。因此我还是不能马上回答。
这时，奶奶叫我了：“多吉。”奶奶的声音恰好和爷爷的严厉相反，万分柔媚。以后，即使从情人口中，我也没有听到过自己的名字有这么甜蜜。
两双老人的眼睛都定在我嘴上了，他们愤怒的眼神由希望到失望。这是我六岁的时候，幼小的身体就感到了一分为二的痛楚。我用双手捧住脑袋，两个声音就在我小小的脑子中厮打。
亚伟。
多吉。
亚伟。
多吉。
多吉——亚伟——亚伟——多吉！！
抱住我的还是沉默寡言的妈妈。妈妈是另一篇故事才能细说的：妈妈是村里最丑的女子，丑到有时叫我也感到害怕。奶奶却是最美丽的女人，奶奶注定在年轻时追求新奇与神秘，所以投向了爷爷的怀抱。而父亲不爱母亲。父亲也是个漂亮的男子汉，但因为爷爷的缘故，我们家因此不是血统纯粹的家族，而且门第也不高贵，所以父亲就只有娶下村里谁也不要的姑娘了。而我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完全是爷爷的长相，小小年纪我的脸上就显出忧伤的味道。我孤独的眼中燃烧着轻蔑的火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