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鲜使者来到日本的那一刻，秀吉征伐明朝的野心就已经按捺不住，不久之后便下天下大名下达了整军备武的命令。
其要求万石以上的大名，都需要为出征朝鲜提供战船，临海的大名可以自己建筑战船，领地处于内陆的大名则可以直接把造船的经费交给秀吉，由秀吉指派进行造船。
秀吉命令东起常陆，经南海至四国、九州，北起秋田、坂田至毛利，凡临海各国诸大名领地，每十万石需自费准备大船两艘，知行未满者、以及领地处于内陆的大名，则需要根据知行比例上交造船经费。
在日本所谓的大船便是由织田信长创造的安宅船。
日本战船从外形上看都是一个船体和在甲板上的上层建筑。
小早体积最小，甲板上算不得建筑，只是护板；关船要大一些，护板是封闭的，形成了上层建筑；安宅船最大，大的长度达到50米，宽能达到10米，据说可以搭载数百人，上层建筑也最为高大，甚至在主建筑之上还有“天守”（阁楼）。
其实不管安宅、关船还是小早，其基本结构差不多，只是大小有差别。
其船体采用搭接技术，没有关船龙骨，也没有肋板，这也就决定了日本的这些战船强度很差，完全无法和朝鲜以及明朝的船只对抗，这也就是戚继光抗倭和壬辰战争中中国和朝鲜的水军喜欢使用冲撞战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船只根本不具备水战的能力，纵使加高加大了船台也充其量也就是一艘大一些的运兵船罢了。
日本人本身也很清楚自己船只的问题，因此使用的战术多是用弓箭、铁炮、炮烙玉进行远程打击，近了了就开始跳板战。
日本很清楚自己船只的优缺点，但是并不是想着怎么改善自己的毛病，反而想着不断的加高加大船只以提供更多的载运量和铁炮射击平台，殊不知底子本身就差，再怎么优化都是无用。
除了以上需要大名自己承担自造的2艘大船以外，秀吉还要求临海各国大名为秀吉水军本队提供造船帮助，标准为每十万石建大船三艘、中船五艘（关船）。
这些船只作为秀吉本队战船所用，所需建造费用，由秀吉拨给；各国大名将所需建造费用，以预算表呈报，先拨给一半，等造船建造完毕后，酌情再行付清。
历史上秀吉的第一次征朝，造船经费倒还全额给付，但是由于海战失力，使得秀吉不得不再次下令营造船只，这一次有许多大名的造船经费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有收到。
秀吉还要求各海港每百户出水手十人，乘各国诸大名所建之大船；若有多余，则集中至大坂，由秀吉的水军统领九鬼嘉隆先行集中训练。
为了提高各家出人的积极性，秀吉答应给予水手每人给予两人俸米，其妻子食粮另外给付。
以上所述及之各船舶、水手，皆须于天正20年（公元1592年）春季时，集中至摄津、播磨、和泉三国各港口。
以秀家的体量来推算，其需要在天正20年前为秀吉提供安宅战船94艘、关船94艘，其中安宅船37艘安宅船为秀家在其知行俸禄内自行承担，剩下的57艘安宅船，94艘关船是由秀家先行垫资建造的战船。
除此之外秀家的领地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根据其海町的人数，预计需要为秀吉提供水手不少于2300人。
根据当时的物价，建造一艘安宅船所需要的经费大致是3千~5千贯文，关船造价在1千~2千贯文，小早相对便宜，标准也不统一，造价能从80贯~600贯不等。
造价不同的最主要原因还是木材的选择的不同，众所周知建造船只最好的是橡木、樟木、柚木等密度大的木材，实在不行也可以使用松木这样的带有油脂的木材。
不同木材的价格不同，那么造出的战船造价也会不同。
但是如果使用橡木、樟木等木材，在建造初期需要水泡及阴干、刷漆等操作，前期工作时间就需要2~3年。
而如今秀吉要求在1年半的时间内完成近200艘船的建造，再依照以上的步骤去做显然是不可能的。
同时为了缩减成本，秀家已经可以遇见此次为征朝所建筑的船只，必然大多是一片粗制滥造之像。
秀吉及其麾下之人大多是不懂验收海船的，到时候必然还是让九鬼嘉隆去验收，以九鬼嘉隆那点知行，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天下大多数大名为敌吗？
最关键的是，大名们未秀吉建造的船只会向秀吉上报经费，这其中的差价实际上可以弥补自己需要自费承担的大船建造费用，像秀家这样的大名说不定差价还能赚一笔。
九鬼嘉隆本身就是临海大名，又是秀吉的海军统领，需要承担秀吉最重的建造义务，他又不是石田三成那个家伙，必然不会作出损人不利己的事儿来。
这场造船盛宴没准最后会成为天下大名一场狂欢。
除了造船任务，秀吉还下达了军备的任务，这部分任务是各大名自行承担的义务，秀吉不会出钱补贴。
他对军制进行了严格的要求，以现如今的军役账1万石出兵300为标准，秀吉要求全员着甲；
每300人需要配置铁炮足轻20人，每人配置铁炮一把，弹20发，近战用肋差、打刀一把；弓足轻10人，每人续配置弓1张，箭40只；枪缱足轻80名，每名枪缱足轻配置三间长枪1杆，近战打刀1柄，肋差1把，除此之外还有着甲侍70人，每人需自备盔甲、武器，其中需要有备马侍15人。
以上为战斗士兵，除此之外还需要有马夫、小荷驮等120人，每人着足轻甲，被素枪1把，近战打刀1柄，肋差1把。
换句话说这1万石的知行需要出骑马武士15人，着家的地侍、低级武士55人，负责开枪阵的枪缱足轻80名，铁炮足轻20名，弓足轻10名，以及平时负责辅助后勤，战时拿着短枪突刺的辅兵120人。
这个武士/战兵/辅兵的比例已经及其夸张了，战国中期寻常武家的军役账要求算上武士及战斗足轻与其他辅助人员的比例普遍在1:1.5~1:2之间，而眼下秀吉要求整备的这只征伐朝鲜的军队战兵与辅兵的比例是1.5:1，也难怪会在战争初期杀得朝鲜国北衙精兵屁股尿流了。
尽管战国已经进入末期，不过一只铁炮的官方售价依旧高达40贯/挺，想要配齐这20挺铁炮就需要800贯钱，几乎相当于1万石半年的地租收入了，搁东北羽奥地区，这就是1年的收入啊。
即便是拥有自造能力的大名，其锻造的成本也不会低于30贯，也就像秀家这样，不仅拥有自造能力，还拥有铁矿资源的才有可能将造价压缩到接近20贯。
依照历史上四国600人，尹豆以东200人的动员标准，秀家在关东的171万石需要动员34200人，尹予17万石需要动员10200人，总人数合计44400人。
依照秀吉要求的军队配置，秀家的军中必须拥有不少于3000杆铁炮，造价6万贯，这还仅仅是铁炮的支出，其他如三间枪、素枪、木楯、武士刀支出都不是小头，这4万多人的装备成本可能高达15万贯。
索性秀吉知道秀家在这两年在转封上需要投入极大，因此他允许此次涉及到转封的大名，所需应征的标准全部减半，而秀家由于迁移甚远，准予按照3成进行准备。
也就是说秀家只需要动员1.35万人，准备军备支出大约是5万贯左右，而造船数量也被准许减半，合计建造100条船。
由于秀吉在秀家所需军役配置上的减免，使得秀家面对此次征朝的压力小了很多，据说其中就有小菊、秀长和宁宁等人向秀吉求情的缘由。
随着秀吉备战的命令下达给天下各家大名，从羽奥地区上洛的各家大名大部分离家已有一旬，都打算启程返回领内。
秀吉本来想要邀请他们在京都过完春节在回去，但是秀吉下达的造船和军备的任务时间紧任务重。
特别是对相对落后的羽奥地区，其军队的组织度本来就比较低，调整难度较大，因此婉拒了秀吉的挽留，但是答应会在来年即天正20年（1592年）的开春前来京都参与军议。
而我们的秀家本来打算在京都多陪陪生产的菊姬和小八郎，不过却在不久之后接到了出羽仙北出现一揆的消息。
事实上羽奥的仕置和检地工作并不顺利，早在秀家等人离开关东上洛的同时，会津就发生了田岛一揆，不过被秀家预留在郡山的守备军镇压。
这次一揆的规模较小，虽然一如既往的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不过与其他几个一揆相比并不为人熟知。
事实上，我在前文就说过，日本史学界对于战争名词的运用是有自己的标准的，民间势力掀起的武装冲突唤作“一揆”，武士本家领导的骚乱称为“xx的乱”
而羽奥地区历史上有名的葛西・大崎一揆和贺・稗贯一揆，以及此次田岛一揆爆发的原因都非常一致，就是因为“畑”是否入税引起的骚乱。
首先我们要区分一下田与畑的区别，在日本古代田即为种植主要粮食水稻的田地，这块地计入知行中征收赋税这是母庸置疑的。
不过由于田地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的差别，必然会出现被称为畑的旱田，这部分田地只能只能种植麦、豆、桑、楮、漆、茶、麻、苎、蓝、粟等作物。
由于这部分田地在开垦的时候不似田地，具有极强的复荒性，因此领民很有可能在面对上面派下来检地的官员时候，将这部分畑变为免税隐田，待官员走后再重新开垦恢复耕种。
由于畑的特点就是第一年产量极不稳定，为了提高领民的开垦荒地的积极性，为了防止刻意制造隐田在统治内部造成内耗，同时为了使得畑所产出的经济作物成为本国的另类税收，战国前期大名对于畑的态度都极为暧昧。
奥羽地区的大名相比日本其他地区的大名在政策更新上始终慢一拍，这就使得在当下其他地方将畑一样归入知行的时候，奥羽地区的大名依旧对畑采取宽松的态度。
也就是说奥羽地区的大名对于畑通常采取免税或者少税，而其他地区都根据田统一征收赋税。
这就使得在此次秀吉对羽奥地区检地的时候，许多民众过去免税的畑地被划入到知行之中，需要与田地一样上交赋税。
虽说秀吉对于畑定的额定产量比田地要少，上交的赋税相对量要比田地少，但是别忘了畑一般种植的是经济作物，其经济价值远大于田地中稻米的折价。
而且最关键的是，奥羽大名对这部分产出是免税的，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想要让这群享受贯了免税/少税的乡下土民，一下子承担这么多的赋税谁能愿意呢？
要知道日本的行政并不完全是由中下级武士直接统治村子的，有很多乡民自治的惣村归属大名直接领导，他们的村长地头很多都不是武士身份，但是在乡间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而惣村这种村子存在的数量多寡，恰恰是大名对乡下掌控力的体现。对于奥羽来说惣村甚至不是一个问题了，在某些地区甚至还存在着平安时代的庄园井田制度。
你若是包税的话，中间那块领主老爷的税要不要交呢？如果不交的话他的税是不是由剩下8户人家平摊呢？那税赋压力就更重了。
除了在征税制度上的不同，羽奥地区对于畑在征税上通常考虑到其第一年产出不稳定的特性，给予了第1年免税的制度，可是在秀吉统治下的繁华地区则是在其开垦出的第一年便纳入赋税体系，根据实际产出纳税。
很多人因为尹达政宗那句“早生20年即可夺取天下的”的戏言，以及后世奥羽地区经济实力的强大对奥羽地区有一个错判。
实际上在没有经历过经济制度改革之前，奥羽地区的战争潜力是远远不如近畿、东海等诸国的，澹澹是税赋一条两地就有这不小的差距。
但是，想要在羽奥地区事实改革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别的不错遇到地区大名对于乡间的掌握力度与其他地区不可同日而语。
其领内惣村数量不少，而战争又相对频繁，为了给战争提供足够的兵员，普遍对乡间实施绥靖。
这种情况下想要在内忧外患之中，由上至下进行改革，简直是痴人说梦的事儿。
君不见就连奥州之龙尹达政宗面对这种情况都爱莫能助吗？仙台地区的改革恰恰是趁着秀吉奥羽仕置及检地的风完成的。
总而言之，秀吉派人到乡间进行检地的官员，因为税收的问题引起了乡间百姓的不满，进而引发了一揆。
人的贪心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因此这其实也是一个无解的局面，不会因为秀家提前做多少准备就将历史上的一揆火焰掐灭，所能做的不过是提前做好准备应对罢了。
而民乱这颗火苗当有一处的百姓忍受不住点燃它之后，就会宛如星星之火一般，开始在羽奥地区四处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