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毒蛇缠心七百日
一九七四年，一个念头像冰冷的毒蛇一样缠住了我的心：“我要被枪毙了！”
当时我已劳动四年，由知青抽调代课，由于主管教育的吴吉义书记下队检查工作，看到我的备课本，非常赏识，并召来全公社中小学教师听我的课，已经转正为正式民办教师。
但青年人是永不知道珍惜与感恩的，刚刚从繁重的劳动解脱出来，就开始大量舞文弄墨——过去也零星写一点——并且信口开河没有忌讳。
文稿在知青朋友中传来传去，终于搞丢了一篇足以判我枪毙的反动散文诗——《棺材国》！说是有人要把国家弄成一口黑暗的棺材，棺材上只留下女皇的皇冠。
那天到县城买书。那时没有公交车，二十里路照例步行，返回前到北街餐馆吃面，发现一个同校不同年级的女同学在那里当服务员，她一见我，竟脱口而出：“天啊，怎么变成这样？脸都变形了！”语气非常吃惊。
想当年我是学霸，学校里谁都认识我。
回到家急忙拿镜子一照，果然五官不似昔日，满脸黑气！可见我每天每日害怕到了什么程度！“枪毙”，这野蛮血腥的字眼，过去从来不曾出现在我这出身书香之家者温和宁静的心间！
我于是慌了，去找当天陪我去县城的那个朋友，让我一生都感到意外的是，他不但不安慰解劝，反而添油加醋，对我百般恐吓，他绘声绘色地说道：枪毙现行反革命不是那么简单，我亲眼看见枪毙几个：五花大绑，插斩标，鱼钩锁舌头——鱼钩有倒须，你休想呼反动口号，越动穿得越紧！枪毙之前，要游街示众…..“
他说得几乎陶醉，我却已冷汗满身！我知道他说的是当时枪毙现行反革命的仪式，我尤其恐惧游街示众，我惧怕万人围观的孤独，我怕丢丑！
我最怕的，是惊吓到本已被斗得筋疲力尽的父母。
父母都在劳动改造，白天扛木料、搬砖、从头学习挑大粪、喂鱼、喂牛、种庄稼，晚上站在凳子、桌子上挨斗争，父在五七干校，母在学校建筑工地——他们只不过是解放前的校长、教师而已。
文弱书生的他们几乎一生挨斗，受尽劳苦与欺凌，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到整风反右到到1963和1966开始的两场大运动，他们的校长职务在50年代初早早被剥夺，全不管他们都是内行，全不管他们对开辟地方教育贡献巨大，到十年浩劫连讲台也不让上，让他们干苦力！
我知道他们有多高尚，我知道他们的修养有多深厚！他们在我还不识字的时候就给我朗读那些高尚的文学作品！
我怎么忍心在他们眼皮底下被枪毙！
我决心逃走，到别的地方去被枪毙！
我住在一家农户新修的转合水瓦房的西边那间，还没有装板壁，用旧晒垫围了一圈，上面一米高左右没有封顶，四面透风，晚上常有星月相伴，头上的山坡，正对着脑袋的位置，是一座坟和一棵好吃的李子树，在床上都能看见。
房东的小儿子读中学，突然放着新房间不住，在我隔壁也没有装板壁有石磨和风车那间紧贴着我这间的转角处，在我头顶上用新木
板搭了一个铺，还点上一盏小油灯，每天从木梯爬上爬下，不厌其烦。
如果忽略高度，我和他每天晚上仅隔着一米左右的距离，我睡觉的每一个动作他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又发生在我文稿丢失后，他和我又没多少内容可以交谈，每晚几句话。
我决定到凉山去。
我将家中那有葡萄图案的果绿色塑料布铺在地下，把被盖、火钳、菜刀、菜板、衣服和一大包文稿一股脑放上去，捆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包裹。
那个放文稿的绿色大邮包是真正邮差背的那种，我父亲在50年代初被悍然剥夺校长职务后，还被调出他首任校长的师范校，让他到教师进修校担任专职面授教师，整年风里雨里烈日下在全县的大小道路上行走——那时全县无公交车——去给区乡教师面授，那个大邮包里大概装的是教材、讲义和学生的作业以及父亲的随身生活用品吧？另外，他手拿一把油纸伞，他在进修校的住处是大门旁边门房的住处。我不知道对于一个“解放前”的校长和遐迩闻名的优秀教师的刻骨仇恨从何而来！
现在这个父亲背了整整十多年的邮包装着我的文稿被打在包裹里就要随我进凉山。
那个庞大的包裹在我记忆中像一个房屋！
怎样把这包裹扛出山村来到国道顺着国道几十里路走回家我已没有印象，因为那不比出一天工更吃力。坐车到乐山后，下了车，扛着这房屋一样的包裹从这个车站走到另一个车站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让我终生难忘！仿佛扛着一个房屋在乐山市的大街上行走，路人投来惊奇的目光，但我并不害羞——知青从来不知道该为什么害羞，只知道全社会该为我们的青春害羞。
又坐了一阵车，到沙湾下车，从车顶掀下还是扛下那自己放上去的大包裹，怎样从汽车站到火车站我已经毫无印象，只记得到行李房办了托运。
火车到峨边已是夜晚。我跌跌撞撞从火车站往县城走，途中迷路，遇见房屋一样的一堆又一堆木材，我不知何时才能走出这迷魂阵，只知向着有灯光的地方走。
在峨边，我哥哥的大学同学是知青办主任，建议我在城郊小学代课，但我选择了往凉山的深处走。
到达甘洛的那天，晚上走在通往县城的公路上，在上坡的地方格外接近但望见黑黝黝的山伸入较汉区狭窄的星空，我不知道我今后在山里插队的日子将会是怎样！
首先是住羊圈。
一排羊圈，腾出一个，就是我的家。深夜里巴掌大的土墙裂缝那边传来羊们老年人咳嗽一样的声音。
其次是缺水。
寨子里居然缺水！在汉区时听农民说“高山有高水”，我在汉区，也是山上，到处水汪汪，几乎家家有井，生产队东头，人们鄙夷不屑称为“癞子沱”的一个大水凼，就是一条流水潺潺的小溪之源，日夜冒水。到了这高山，怎么不灵了呢？
记得好像全寨子只有一个冒水口！
不能与奴隶、半奴隶争水，要等他们都舀完水后才能去舀。有一次从远处深山收工回来，等彝族同胞们吃完饭，我打开政治夜校的门，点上马灯，让彝胞们尽情唱歌跳舞唱样
板戏，在他们尽兴之后熄灯、关门——那时思想好，从不把队里的马灯提回家。筋疲力尽回到家，提了水桶到取水口，见还有彝胞在排队，就回家睡觉了。第二天一早眼看快要出工，而我的水桶里已经没有水了，仓促间就从屋旁的污水坑舀水来煮面。
烧柴没问题。
砍一棵树，借来劈柴刀劈成柴块，码在灶头上方，只用了一天，却烧了一年，还剩下许多，送给借刀给我的生产队长。
粮食，有一回接不上。
不是因为没钱没粮票，家里父母兄姐都慷慨供给我，是农忙没下山买。收工回来的途中想起，粮站肯定已经关门，就沿途采集路边蘑菇，原则是不鲜艳——据说鲜艳的就有毒——回到家煮一锅当饭吃。
没有厕所。
因此没有肥料。羊粪是公家的。无论出工背了多少粪到生产队地里，不能背一点到自己的自留地。只好四处搜集最脏的稀泥—（因为想必含有肥料）在自留地种辣椒——那地方好像种不出别的什么菜，彝族的菜蔬，除了辣椒，就是土豆，而土豆又是粮食。
最最痛苦是语言不通。
每天出工，除了扛着劳动工具，还背着图书箱，别人休息我发图书，但我一句话都听不懂，彝胞也无法向我表达。在一天的劳动中哪怕并排薅包谷，哪怕联手铡玉米秆沤肥，哪怕和妇女们到坝子里插秧（彝族男人不插秧），哪怕结伴而行往山上的土地背粪，没有一句语言的交流，心里实在难受，只好时时抬起头来，仰望天空。
就是推荐我读书的会上，我也不知道发言的彝胞对我这一年的表现，作了怎样的评价。
深夜里突然想起枪毙的事，就会后背发凉，心脏悸动。只好看书。借着床边那倒扣的用来背粪的背篼上搁着的一盏小油灯，看书看到深夜，仍然无法排遣心中毒蛇一样缠着的恐惧！直到有一天，终于爬起来烧掉了所有的文稿。
衣、食、住都差。衣是穿破衣打赤脚，不是没有钱，为的挣表现——发图书管理夜校也是挣表现。唯独行很奢侈，那里山下就是成昆铁路，队里派我到波波魁炸药库背炸药（用于改田改土），走完笔直往下的约五百米山路，就乘坐火车，下车步行到距车站很远的地方，，就到炸药库。
回来已是满身危险品，只不过按炸药库人员好心嘱咐，炸药和那什么管不放在一起——一个背在背上，一个揣在裤兜里。
当时不怕，现在也不后怕，因为实在没有发生什么。
表现那么好，因为出身不好，只好读了个中师。
读中师时最恐怖，晚上难以入眠，一开大会就看后面是否有两员壮汉埋伏——当时的公式是，埋伏在人群里的两员壮汉一听台上大喝一声“把现行反革命分子XXX押上台来”，就突然跳起，老鹰捉小鸡一般一左一右反拧着犯人双臂，飞步押上台去！
我是一个好学生，我家是书香门第，那野蛮的阵仗多么叫人丢丑！
这样在恐惧中生产劳动一年，在恐惧中读书一年，到运动结束的1976年，才终于如释重负！
时间已经过去七百多个日日夜夜。
2015.6.25